赵节为他摘下了那枚一直别在领口的“帝国优秀大学生”金色徽章，那是他故意忽略的细节。
“时代变了，你要稳重地扮演好新的角色，”赵节叮嘱他。
(资料图片)
她为他整理着衣领，用手指徒劳地想要抹去那枚徽章留在衣领上的痕迹。
插图：科雷乔 《圣母升天图》帕尔玛大教堂 1526—30年
时间：公元2210年——2228年
地点：郑城 东部大立体城区 第9区
壹 知音亭
大约在李田芳五岁时，郑城就逐渐开始了家庭改革。对于他和赵节这代人来说，大部分人都早已经习惯了缩编的家庭生活。
他和赵节的两个孩子——李志远和李鸿雁，早就按部就班地步入了教育期，他们俩除了每个月的家庭聚会日上与父母见面外，所有的学习和生活都由异地城区的少年托管中心负责。
也许是每次给小朋友送去他们家长寄送的各类礼物时，都让他在心底思念自己的孩子。在邮递员这个岗位上干了七年后，那取悦他人的心变得越来越消极和疲惫。
30岁时，李田芳向组织提出申请要求调离这个岗位，他申请的原因是：“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国家建设做更大的贡献。”
东部大立体城区第9区第3街道办，刚好有个空缺的职务，于是他便被调到了第3街道办宣传科任一名见习文书。这个工作一般来说，是刚毕业的年轻人担任的，但迫于无奈，他不得不扮演好居委会宣传科见习文书这个角色，“扮演”——是的，当时他就是这么认为。
他本以为这是一份没有前途的工作，“好吧，只能修身、齐家了，志远和鸿雁都不在。就你我两个，也不敢把你给齐了，剩下的日子恐怕只能修身了啊。”
赵节用她方式来安慰田芳：
“你也别这么想，古希腊的一个城邦也就2、3万人口，咱们的战国时期，一国不也就现在一个居民小区啊？春秋时，咱们还没有‘天下’，只有国家，那时一国之君所管的七里之郭、三里之城，哪有现在7、8个街区的面积大、所辖的人口多、所担负的责任大？你再看看19世纪欧罗巴那些强国，奥地利、英国、普鲁士和俄国，他们那时候的人口和财富，哪里比得上当今任何一座光荣之城呢？做好自己的事儿，成就感兴许比古人强。”
赵节的话给了他些许的动力，他开始从这平凡的岗位中，去寻觅某种责任感。
在那时，上级开始为各个小区配发“知音亭”——就像古时的电话亭模样，被竖立在路边的小亭子。
“知音亭”的主要功能，是让每一位尚无法完全适应新时代、需要倾述、祈求、怒骂但有找不到现实对象的公民，可以有一个安静的环境，对虚拟的对象进行发泄，或者接受后台专业人员的心理疏导。
在田芳刚调入第3街道办不久，各个城市都开始统一这项工程，就像为小区里的体育运动活动器材一样，卫生部和文化部进行了硬件定制，统一了标准和模式，要求各个基层单位必须按规定时间，保质保量地完成安装调试。
李田芳对“知音亭”的基建工作非常投入，积极参与到第三街道下属的十多个居委会一百多个知音亭的安装、调试、维修中去。
这种工作态度，终于引起了上级的注意。在“知音亭”建设工作完成后，他被第3街道办委派为“知音亭”管理室的一名正式科员，科室直接归口单位是宣传科，他的主要工作是收集每个知音亭中人们的谈话内容，然后筛选出一些带有不适词汇的内容，整理汇编成册再交给上级参考。
他发现对知音亭的监听与审阅工作与邮递员相比，后者更多的是需要服务别人，满足别人的需求。而监听工作则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，他甚至体会到了可以安排他人命运的一丝快感，并为此上瘾。
正是有了上述的业绩，在李田芳44岁那年，终于迎来了组织对他的正式谈话。然后，正式升任为第3街道第6居委会主任，虽然这仅仅是个正科级单位，但这是他人生第一次，开始成为一个下辖5000多人基层单位的一把手。
“命运拐了个弯，原来在这里等着我，”春风得意的李田芳这样总结说。
贰 高级别的重要会议
郑城夏天来临的前一天，李田芳第一次被通知了服饰改革的部分内容，他旋即进入了角色。
这一天早上8：30，他刚和赵节吃完早点，餐厅墙壁的显示屏就弹出了一个提示框，提醒他今日上班的行程信息内容发生了更改。
第3街道办办公室的值勤人员通过信息屏告诉他，不用先去“153”中心位置的居委会大楼，让他直接到东部立体大区民政处参加重要会议。
他本以为这是一次由区领导带领各街道干部参加的季度例行会议，但当他到达会场后，发现9区的区长和政委并没有出现。作为一名基层干部，直接越级到大区上级单位参会，这种情况并不多见。
参会的人不多，但显然级别很高：
因为会议桌上没有按照平常为每位参会者摆上“龙子湖不朽之源”矿泉水瓶，而是在墨绿色的桌布上摆放了瓷杯，白色的陶瓷杯上印着精美的市政大厦图案。
穿着红色外套的体形优美的服务机器人拿着热水瓶在会场来回穿梭，为刚刚喝掉一点点热茶的杯子里，再续满水，她们的动作轻盈利索，每次倒水都能够保证一滴也不洒漏。
田芳知道，这些机器人和茶杯代表了会议的规格。东大区民政处里的会场布置，就像国家新闻中常常播放的那些重要会议一样。
长达三十分钟的会议，主要由东城大立体城区民政处王大川处长，给同时参会的郑城东区9位公民委员会主任讲话，郑城城级宣传厅的一位副厅长列席了会议。
田芳和另外8名居委会主任，均发放了一份灰色的纸质文件，文件的主要内容是：
包括“153”在内的东区9个居委会所辖的青年家庭被选为国家服饰改革的基层试点单位，需要所属的家庭和个人充分配合这项工作。
他们被要求从明日开始的三天内，72小时里将自己的所有衣物整理上缴。对于双方都在上班的家庭，有必要可以通过市劳动局，为家庭中的一方放假半天。在李田芳的辖区内，被划分为合格试点对象的青年家庭，一共有1143户。
9位公民委会主任对文件的阅读时间超过了10分钟。
最后5分钟，王处长发表了谈话。
他的开场白是这样的：“大家手上的文件都看了吧？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，我能回答的绝不隐瞒，我不能回答的，也会把大家的意见传达上去。”
田芳决定自己做第二个提问者。他特别想问问，被上缴的衣服怎么处理，用来做什么？会不会产生浪费或者对环境造成污染？另外，作为工艺品收藏的服饰是不是也得上缴？还有一些就衣服被部分节约的青年家庭做成了拖布、窗帘、围裙，或者改装给家务机器人穿，这些衣服要不要也一并上缴？
他告诫自己不要做第一个提问者，因为按照他的经验，第一个提问者往往不会给领导好的印象。
但是，在沉默的5分钟里，其他8名居委会主任们都没有人举手提问。他只能把这些疑问憋进肚里，他和大家一样，频繁地端起桌上的茶杯，用杯子盖拨弄茶叶，咽下几口，让茶水在喉咙里来回滚着。
五分钟后，王处长终于打破了会场的沉默，他说：“好的！好的！看来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了，希望你们各自好好学习、领会文件精神，认真执行”。
李田芳以为就散会了，但王大川又补充说：
“明天上午9点，请大家准时到市政大厦报导，手上其他工作都暂时放一放，也不用跟你们各个区领导汇报了，我们会函告他们配合你们工作。”
在大家鱼贯离开会场时，王大川又补充了一句：“注意着装啊，有首长要接见大家。”
从王大川严肃的话语以及最后这句话传递的意思中，李田芳猜想，这应该是最高级别的领导。虽然对于文件精神，他还没有吃透，对于服饰改革下一步具体的操作方式步骤都还需要等待上级的指示，但他那些伺服在体内多年的敏锐神经和天赋告诉他：
这个国家要发生一场重要的变革了。
叁 市政大厦
第二天一早，法定闹钟一响起，李田芳就像一根弹簧从床上蹦起来。
他从家里翻出过去当邮递员的那些花花绿绿的制服，在各类款式中挑选了一套认为最能代表自己气质的套装。
48岁的李田芳体形依然像22岁时一样，并没有像同龄人那样发福，这得益于他当年做邮递员、“知音亭”建设维修时的长年奔波和锻炼。他在镜中浏览着自己的形象——深蓝色的外套、米黄色卡其布裤子和棕色的牛皮鞋。
临出门时，赵节为他摘下那枚一直别在领口的“帝国优秀大学生”的金色徽章，那是他故意忽略的细节。
“时代变了，你要稳重地扮演好新的角色，”赵节叮嘱他说，就像每次送别李志远和李鸿雁被少托所的飞行器接走时一样，她为他整理着衣领，用手指徒劳地想要抹去那枚徽章留在衣领上的痕迹。
插图：科雷乔 《圣母升天图》局部
夏季来临的第二天上午，李田芳身穿多年前那套郑重其事的套装，和当年一样踌躇满志地穿过龙子湖透明的水体底部，跟随着一大群正在湖中游弋的海豚，缓步迈入了金色的市政大厦。
会议室设置在市政大厦的最高层。
洁白的地面反射着上午十点的太阳，大厅里的阴影都呈现出钢蓝色的外框。
这样明亮、纯洁的光线，让被照耀的一切事物起来分外神圣和肃穆。
当他步出电梯门口时，就发现长久不穿的皮鞋发出令他恐惧的声响，他小心翼翼地走路，暗自用前脚掌着地，以避免这吱吱嘎嘎的脚步声打碎犹如精致瓷器一样的会议氛围。
参加会议的人其实并不多，除了昨日见面的东区另8名其他的居委会主任外，还有近二十名其他城区的公民委员会主任，高级别的领导除了王大川处长外，还有郑城劳动厅、文化厅、民政厅的三位城级领导与一位会议助理。
那位助理年纪似乎有些偏大了，因为在他脱帽后就能明显地看出，他头顶正中央的部位几乎没有一根头发了，犹如一块刚被过度修剪的草坪。
本文为连载小说《光荣之城》第十三集，未完待续。
本故事纯属虚构，若有雷同纯属巧合。
